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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州的勤廉故事

更新时间:2019/10/30 16:01:43 点击:

来源:中国纪检监察报发布

    苏州的勤廉故事(上)

    当换一种视角,去审视苏州之所以成为中华文化渊薮之区的原因时,一方面能体会到苏州文化底蕴的厚重深邃和文化内涵的丰富博大,另一方面也会发现,苏州城市发展史,竟然与勤廉文化相伴相生!

    有人说,诗人白居易与天堂苏州,是让人炫目的组合,如同郎才女貌的搭配,谱写的是一曲绝唱,万古流芳。作这样的评价,完全是因为白居易在苏州短短的一年零五个月,留下了白公堤,也就是现在的“七里山塘”!就是这样一个恩泽后代的“政绩”,让苏州后人对这位曾经的“市长”怀想不已!按白居易当时的名望,他完全可以停下劳碌的身影,穿越苏州千年的墨香,与吴地文人把酒唱和,遍历山水,留下一些脍炙人口的诗篇,让苏州永恒!真的这样,苏州人民同样也会感念他!然而,他没有,他依然勤勉政事,展现出一位从政者的孜孜追求。

    白居易与山塘的组合不是个案。其实,只要是人文遗迹,其间往往都蕴含着人的理念与实践。所以,当换一种视角,去审视苏州之所以成为中华文化渊薮之区的原因时,一方面能体会到苏州文化底蕴的厚重深邃和文化内涵的丰富博大,另一方面也会发现,苏州城市发展史,竟然与勤廉文化相伴相生!

    不妨沿着时间的经脉梳理。自唐以来,曾主持苏州政事人物灿若繁星:韦应物、白居易、刘禹锡、范仲淹、孙冕、文天祥、姚善、周忱、况钟、魏观、海瑞、林则徐、吴云……

    作为历史遗存,苏州的一些地名也透露出从政者的足迹,其中既有以官衔命名的,也有以姓氏命名的。如宋代的文丞相弄、周武状元巷、吴殿直巷、王枢密巷;明代的尚书里、朱进士巷、孔付司巷、学士衔、天官弄、申衙弄、吴衙场、谢衙前;清代的尚书里、彭义里,等等。

    人物与遗存是这样密不可分,构成了苏州林林总总的人文景观,而这些景观就像散落的珍珠,组合成一幅清气逼人的历史文化长卷。

    廉俭,一种生活方式的倡导

    公元788年秋天,大诗人韦应物拖着久病的身子、风尘仆仆赶到苏州,就任苏州刺史。当时,尽管安史之乱已经平定20多年,但唐王朝积患难除,元气大伤,朝政紊乱,民生凋敝。正是这种历史背景下,韦应物开始了他在苏州的政治生涯。

    可惜韦应物在刺史任上只干了三年,但他的勤勉与廉俭,却是一座精神的丰碑。

    何为勤?古人说:“黾勉从公,夙夜匪懈,谓之勤。”在韦应物身上,勤,体现在理赋税、勤政务、矜老疾、话艰困。他把目光投向社会底层,关注民生的疾苦。同时根据地方实情建议朝廷减免税赋,经常上山下乡鼓励农桑,可谓是百事操劳、呕心沥血。

    如果说“勤于政事”是从政者的职责所在,那么“廉俭”则是他的生活方式。他没有因为自己是苏州的最高长官而奢侈,他写下的《郡斋雨中与诸文士燕集》五言古诗,记载了他以蔬菜瓜果宴请当地名士顾况等人,并以诗相酬的情景。其中 “自惭居处崇,未睹斯民康”让人感叹,意思是自己作为地方最高行政长官,却没有看到人民生活安康,感到很惭愧。

    他把“廉俭”作为生活方式,自己身体力行,对女儿也是谆谆教导。韦应物早年丧妻,膝下两女。他为大女儿送嫁的诗篇《送杨氏女》写道:“永日方戚戚,出行复悠悠。女子今有行,大江溯轻舟。尔辈苦无恃,抚念益慈柔。幼为长所育,两别泣不休。”送别相依为命的女儿,其复杂、痛苦的心情跃然纸上,让人热泪欲零还住。然而痛苦中的韦应物不忘嘱咐女儿:“安贫守俭,莫期待完备的嫁妆,要孝敬公婆,言行自律。”诗如其人,其人德馨,如兰之馥。在诗的背后,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重情重义的官员,一位把“廉俭”捧为圭臬的好父亲。

    韦应物本是抱病而来,任苏州刺史三年时间里,他已重病难复,他只得辞官离任回乡,然而,他竟连路费也没有,只有“仁贤忧斯民,贱于甘所役”的一身正气和两袖清风。辞官后,他寄住在城外的永定寺里,自己租地耕种养活自己,两年后因贫病而死。

    廉俭,在韦应物身上体现的是对一种生活方式的恪守,而在汤斌身上,则多了一种倡导的意味。

    康熙二十三年(1684年),皇帝亲自点名让汤斌出任江苏巡抚。那时的江苏指的是江宁和苏州一带,治所在苏州。江苏自古就是物产丰饶之地,是国家的粮仓。汤斌没有因来到富裕之乡而有丝毫奢华,他在苏州处处为老百姓着想,破陋习,减赋税,移风俗,济灾民,仅在半年的时间内就使江苏的社会风气大为改观。虽身处富裕之地,但对自己要求却十分严格,过着十分清贫的生活。平时,他采野菜食用,每餐必须有一味豆腐,因为他姓汤,又喜欢吃豆腐,百姓戏称其为“豆腐汤”,虽为戏谑,但却真正体现了老百姓对他的尊重。“豆腐汤”这个外号叫出了清廉,同时也叫出了老百姓的爱戴。1687年,汤斌因病去世,终年61岁,他所遗留的物品中,只有床头竹筒中的8两俸银,同朝尚书徐乾学以20两银子相赠送,他才得以入葬。

    韦应物、汤斌不是个例,苏州历史上还有很多这样的人。东汉末年,苏州的陆绩,任郁林太守,卸任回归故里时,除简单行装和数箱书籍外,竟然没有东西可带,以至于因船轻不胜风浪,难以入海航行。迫不得已,陆绩只好让人随意搬取一块石头压于船上,这才得以起航……这块石头至今仍在苏州文庙,被誉为“廉石”。暴式昭,清光绪十一年(1885年)起任苏州西山甪里巡检司,清光绪十六年(1890年)被撤职,适值隆冬大雪,年关将至,全家竟无米下锅,只能以野菜充饥。

    一种思想的起源、演进和发展都有其自身的轨迹和脉络。“廉俭”的坚守与弘扬,本就源于儒家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”的理念。持身廉俭,因为把道德情操看得比物质财富更重要,因为把国家和民族利益看得比自身利益更重要。公而忘私必然做人廉俭,所以从苏州历代官员的事迹中读出“廉俭”这个传统道德和治邑思想,丝毫也不奇怪。正是“廉俭”思想,在苏州这块土壤上,生生不息、长久不衰,构筑起了苏州政治文化的基石。

    厚徳,一种思想品德的弘扬

    如果说“廉俭”是苏州历代从政者的思想基石,那么,苏州历代从政者则是把“厚德”作为品德基础而加以推崇和弘扬。“文化而润其内,养德以固其本”,他们在苏州的施政中,处处构筑“崇德美德、立言布德、颂贤彰德”的三重空间。

    德,首先表现为“孝道”。《三国志·吴书》记载了陆绩六岁怀橘遗母的故事,这个故事也被列入历代传颂的“二十四孝”之中。陆绩的“孝”,正是从正面宣德扬善,这是一个典型而具体的例子。

在苏州大街小巷、风景园林中,崇德胜迹、美德故事到处可见。沧浪亭的“五百贤祠”,不论是高山仰止的高官要员,还是隐迹乡野的弘学大儒,其中重要的事迹都与道德密切相关,要么是集美德于一身而布施众民,要么是举道德之要而传授于民。

    讲到“集美德于一身而布施众民”,不能不说到范仲淹。

    宋仁宗景祐元年(1034年)六月,范仲淹被贬官睦州后移治苏州,任苏州知州。范仲淹是苏州的乡贤。苏州人尤其感念范仲淹之德,是他在苏州的几年里,除兴修水利恩泽桑梓外,做了一系列惠及后人的事。他将所得俸禄“置负郭常稔之田千亩”,作为族人公产,号曰义田。不久,又在城中灵芝坊祖宅建造占地200亩,三面环水、环境优美的义宅。他对小辈说:“吴中宗族甚众,于吾固有亲疏,然吾祖宗视之,则均是子孙,固无亲疏也,吾安得不恤其饥寒哉。”千亩义庄田“所得租米,自远祖而下诸房宗族,计其口数,供给衣食及婚嫁丧葬之用。”

    尽管义庄的受惠者仅仅局限于范姓族人,使范氏子孙免遭饥寒之苦。但建“义庄”,却是一个开创性的举措,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慈善机构和扶贫救助形式。元代奉议郎孙应时在《范氏义庄题名》中感叹道:“若吴范氏之有义庄也,然后能仁其族于无穷,非文正公之新意欤?盖公平生所立不待称赞,此其一事已足为百世师矣。”范仲淹身居高位,俸禄丰厚,自幼虽未得到族人的帮助,却兴置义庄,周济宗族穷人,这是何等的厚德之举啊!

    范仲淹对族人的悲悯与关怀,同样也体现为对全体民众的“厚德”之爱。有一年,蝗灾、旱灾蔓延全国,淮南等地灾情严重。范仲淹请求朝廷巡察处理,朝廷却置之不理。他十分气愤,冒着杀身之祸质问宋仁宗:“宫中的人如果半天不吃饭,会怎样呢? 江淮等地饥民遍野,怎能熟视无睹,不予救济?”皇上无言以对。在和百姓在一起的日子里,他看到饥饿的人们常常挖一种叫“乌味草”的野草充饥,他尝一尝,粗糙苦涩难以下咽。回京时,范仲淹特意带回“乌味草”,呈献给宋仁宗,请他传示六宫贵戚、朝廷上下,以劝诫勿忘百姓之疾苦,杜绝奢侈之恶习。

    在苏州任职时,有风水先生向他建议,卧龙街是一块宝地,街南头是龙头、街北头是龙尾,如果在这里修建住宅,子孙可世代为官、荣耀千秋。范仲淹却说,范家一家富贵,不如苏州全城人民都富贵。于是,他在这块地上建起了一座规模宏大的府学。建学之初,只有二十多人读书,有人认为是不是太大了,范仲淹却说:“吾恐异日以为小也。”于是请胡瑗“首当师席”,著名学者纷纷来苏讲学,一时间盛况空前,影响遍及全国。郑元佑在《学门铭》中说:“天下郡县学莫盛于宋,然其始亦由于吴中,盖范文正以宅建学,延胡安定为师,文教自此兴焉。”时至今日,当年的府学所在,仍然是苏州学子向往的学习场所“江苏省苏州高级中学”所在地,这真可称为“德广天下”。

    陆绩、范仲淹等都没有给后代留下可供享乐的遗产,但给子孙万代留下了清正高洁的道德品质,这种道德风尚就是一股清纯的源流,成为策励后来从政者的力量。(王友良)

 

    苏州的勤廉故事(下)

   文化的发展是一个过程。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传统文化时指出: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,植根在中国人内心,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。今天,我们提倡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,必须从中汲取丰富营养,否则就不会有生命力和影响力。”“廉俭、厚徳、正义、民善”八个字也许远远不能概括苏州历代优秀施政者留下的遗存和烙印,但这八个字早已渗透在苏州人的日常生活和交往的种种细节上,构成了苏州作为文化城市的质感,成为苏州优秀传统文化的底气。研究廉政文化,一定要着眼于地方历史、地域特色,否则廉政文化就会成为摆设,成为无源之水、无本之木。试想,如果有一天,“廉俭、厚徳、正义、民善”八个字已经成为苏州广大党员干部的从政准则,那么苏州将会变得更加清明、更加亮丽、更加温暖。

    正义,一种社会理想的追求

    追求正义,是廉洁从政的外化形式,也是历代优秀的从政者追寻的一种社会理想。

    明天启六年(1626年),魏忠贤党羽毛一鹭在苏州为非作歹,并构陷东林党人周顺昌等,周顺昌平日有德于苏州人民,遂激起苏州民众的愤怒。当魏忠贤派的锦衣卫到苏州逮捕周顺昌时,苏州民众数万人聚集衙门。事件发生以后,东厂诬告苏州人造反,企图截断河流,抢劫漕运船只。魏忠贤以苏州人谋反为由,欲派兵镇压。颜佩韦等五人为保护百姓而投案,被判处死刑。临刑时,五人相顾笑谈,痛骂魏忠贤,引颈就刃,慷慨赴义。次年,崇祯帝朱由检即位,魏忠贤畏罪自杀,五人冤案被平反。苏州民众自发集资,拆毁了毛一鹭为魏忠贤所造的“普惠生祠”,在其旧址起墓合葬了五人的遗体,并书墓碑为“五人之墓”。复社领袖张溥有感于五人的义举,撰写了《五人墓碑记》为墓志铭,以赞扬五人的高风亮节,成为不朽名作。张溥这样感叹:“凡四方之士无不有过而拜且泣者,斯固百世之遇也!”

    这是苏州仕子典型的正义之举!

    对“正义”的追求,在林则徐身上表现得更充分。林则徐曾数度在苏州为官。清道光二年,任江苏按察使,主管司法、刑狱。这次任职,他发现苏州民间存在严重吸食鸦片的情况,他在《云左山房文钞》写下了他关于禁烟活动的最早文字记载:“吴中有不治之症二:在官曰疲,在民曰奢。即如游手好闲之民,本业不恒,日用无节,包揽伎船,开设烟馆,要结胥役,把持地方。渐渍既非一朝,剪除势难净尽,惟有将积蠹有名之棍,密访严拿,期于闾阎稍靖。而此辈窥伺甚工,趋避甚巧,一人耳目,断不能周,要在州县官实力奉行,以安良除莠为务,乃有实际耳!”清洁社会,禁烟禁毒,是对理想社会的追求。

    林则徐在苏州的戒烟行动,得到道光皇帝倍加赞赏。道光十二年,林则徐升任江苏巡抚,主管民务。这一次他又演绎了一出“钱笃笤求雨”的佳话。

    道光十二年夏季,苏州逢大旱,眼见田里庄稼纷纷干死,老百姓受饥挨饿,林则徐非常焦急。于是他请来苏州地方上的达官士绅,请他们捐一些银子出来,在苏州设几处“平粜”点,让老百姓能喝一点粥。但是士绅们纷纷哭穷,不肯出钱。林则徐对外宣布:八月初一、初二、初三三天,由他带领地方官吏并地方上所有士绅,到玄妙观求雨,祈求老天赐雨于老百姓。初三那天,玄妙观露台上道士们铺满了芦席,士绅们跟着林则徐依次在席上坐下,求起雨来。

    秋天的太阳毒辣辣地照着,半天下来,那帮士绅已个个口干舌燥,饥渴难忍,但看到林则徐正襟危坐,一副严肃的样子,只能坐着。快到正午时分,衙役前来向林则徐大声禀报:西津桥送来了一碗灾情水,请各位老爷尝尝。林则徐马上拿起杯子饮用,士绅们也跟着喝起来。这西津桥本是水乡苏州河网最密之处,但由于连日干旱,那里的河水也变成了泥水,这对于平时养尊处优的士绅们来说,简直如苦药一般难吃,但没有办法,只能硬着头皮喝。有的士绅泥浆水一喝下去马上便吐了。林则徐见时机已到,立刻将脸一板,喝道:“我在发求雨告示时就讲清楚的,为民求雨要心诚,所以必须斋戒三天,你们吐出来的是什么?我要把今天这事奏明皇上,看皇上怎么发落你们!”公然破坏求雨救民之举,是要杀头的,士绅们发现事情不妙,慌忙跪成一片,并承诺捐粮捐物捐钱,帮助老百姓度过旱灾。不日,苏州办起了好几处“平粜”点,虽逢大灾,但苏州却没有饿死人。

    主管民务,“民生”成为林则徐的第一要务。他年轻的时候就很苦,“家无一尺之地,半亩之田”,所以,他非常同情农民,对农民尤其关心。他扩建了苏州育婴堂,收容乳婴、断乳婴和残废大婴,并教他们习艺谋生;他鼓励在太湖边建立救生打捞机构;他向朝廷申请拨款20万两用于修复太仓州宝山石塘;疏浚浏河时,他亲自坐在小船上勘察指挥……

    追求正义,往往体现在是否让社会公平。道光十三年,军机处下文指责江苏漕赋征收不力。林则徐逐条逐条向皇帝申辩,写得声泪俱下,这份奏疏曾在苏、松地区广为传抄,一时纸贵。林则徐六十一岁时写给他的后任、江苏巡抚李星沅的诗中,也说“三仕江东忆十年”。他还批评自己在江苏为官做得很惭愧,面对一大堆施政难题“终无策”。但苏州人记得他,在苏州市中心,至今还矗立着“林公则徐纪念碑”。

追求正义,同样要求施政者是个正直的人。陈鹏年是康熙年间的苏州知府。康熙第五次南巡时,两江总督阿山为迎驾筹集费用,欲增民赋税,以供接待圣驾及侍从随员行旅之需,于是召集诸郡守会商。众人唯唯诺诺,独陈鹏年力陈己见,言“天子銮驾所至,费用自有公帑出,私增赋税,有损圣德”。表示“官可罢,民赋不可增也”。迫使阿山怏怏罢议,以至于心怀去陈之念。不久,因陈鹏年拆除金陵娼妓所居南市楼改建讲堂之事,谓“狭邪之地不宜读法”,构成“大不敬”之罪,下狱论斩。正因陈鹏年为人正义正直,文华殿大学士、礼部尚书张英和江宁织造使曹寅舍命为之申辩。“叩首至血流满面”,最后使陈鹏年无罪出狱。这本身就说明正直的陈鹏年为人有感召之处!

    追求正义,也体现为对奢靡腐败的愤怒。刘禹锡被贬为苏州刺史后,他在苏州接见一个名叫李绅的贪官,这人曾任过司空官职,因仰慕刘禹锡的大名,邀请他饮酒,席上,李绅邀舞女助兴,并请了几个歌伎来作陪。席间,刘禹锡一时诗兴大发,便做了这样的一首诗:“高髻云鬟宫样装,春风一曲杜韦娘。司空见惯浑闲事,断尽苏州刺史肠。”诗的大意是:在这豪华的宴会上,歌女打扮入时,唱着美妙的流行歌曲,客人们觥筹交错,起坐喧哗,你李司空花天酒地,习以为常,可我刘禹锡却肝肠寸断,于心不忍。“司空见惯”这句成语,从此不胫而走。

    民善,一种执政行为的检验

    清代苏州西山巡检暴式昭被罢官,年关无米下锅,西山民众自发送米送粮,体现了百姓对好官的爱戴。朱自清听说了这个故事,由衷地感叹,做官做得如何,只有百姓来评判,老百姓说好才是真好,公道自在人心!

苏州众多从政者的行为告诉后人,再多的树碑也不如百姓的口碑!

    先来看白居易吧。短短的一年五个月,他离开苏州北上时,苏州百姓纷纷悲啼,刘禹锡有诗描述:“苏州十万户,尽作婴儿啼。”苏州人舍不得他走,百姓结队随船送出十里之外:“一时临水拜,十里随舟行。”

    韦应物呢,在苏州三年,百姓对韦应物自始至终爱戴有加。韦应物是性情中人,他在任时,处理完了公务,喜欢找个借口,与文人学士聚到一起吟诗喝酒。苏州的老百姓看到他们快乐的样子,不仅不生气,还因为有这样的父母官,觉得很是光彩。正是因为他了解苏州,爱苏州的人民,苏州百姓接纳了这位陕西人,称他“韦苏州”。韦应物离任苏州,谁也没有告知,而是悄悄离开的,他怕的就是惊动当地百姓。后来百姓知道了,都非常感动,纷纷去探望他,却都被他谢绝了。对韦应物、白居易、刘禹锡,苏州人专门为他们建立了“三贤堂”。

    再看况钟。他任苏州太守时,事事根据法令办事,又处处照顾到百姓的艰难困苦。宣德六年三月,况钟继母去世,况钟奏请朝廷,回家守孝。况钟离开苏州后,那些被打击的奸吏恶人卷土重来,变本加厉欺压百姓。百姓更加思念况钟,作歌唱道:“况太守,民父母。众怀思,因去后。愿复来,养田叟。”还有一歌唱道:“郡中齐说使君贤,只剪轻蒲为作鞭。兵杖不烦森画戟,歌谣曾唱是青天。”呼唤、怀念之声,溢于衢巷。正统五年,况钟治苏9年任满,例应上调朝廷,循例赴部候升,走时“饯送者数百里不绝”。就是这次,况钟写下了两守诀别诗:“清风两袖去朝天,不带江南一寸绵。惭愧士民相饯送,马前洒酒注如泉。”“检点行囊一担轻,长安望去几多程。停鞭静忆为官日,事事堪持天日盟。”百姓留恋况钟,苏州士民张翰等一万三千人联名向直隶巡抚按察使上书,恳请转奏朝廷,乞求况钟连任。正统七年十二月,况钟卒于苏州知府任上,年六十。况钟在病重期间,七县百姓,先后都到祭坛、寺庙,为他祈祷,有许多人祈求神明,愿“以身代死”来换得他的健康长寿。况钟去世之日,苏州笼罩在一片凄风苦雨之中。郡民罢市,如哭私亲,苏州七县百姓,都奔赴哭奠,就连邻近的松、常、嘉、湖的百姓都络绎不绝地前来吊丧。第二年春天,况钟归柩之日,苏州居民空城而出,河岸上排满了白花花穿孝服的人。群众感佩铭心,哭声震动了天地。两千多里水路“夹岸哭奠不绝于途”!数百名苏州人一直送灵柩至江西靖安老家!灵柩去后,苏州百姓为了纪念他,还在当地造了一座衣冠冢……苏州府七县大小集镇都建有专祠,岁岁奉祀。百姓家中也悬像祭祀。苏州沧浪亭内,一幅况钟的砖刻画像,至今犹存,下刻“法行民乐,任留秩迁,青天之誉,公无愧焉”的颂词,仍清晰可见。

    归有光的散文《吴山图》则记载了另一个百姓称赞的优秀官员。归有光的同年好友魏用晦任苏州吴县令不到三年,就因为政绩赫赫而被朝廷召入任给事中。魏用晦治理吴县时对百姓很有恩惠,百姓苦留不得,魏用晦也不忍离去,于是有热心人就画了一幅《吴山图》,作为临别留念赠给他。归有光感慨:“如今魏君离开吴县已经三年了,有一天他和我同在内庭,拿出这幅《吴山图》,边欣赏边感叹,于是让我为这事作一篇记文。啊!魏君对吴县的百姓有如此深厚的情谊,吴县的百姓怎么能忘记他呢?”

    汤斌,在苏州两年,离任的时候,苏州的百姓罢市三天,塞道拦留,依依不舍。

    “百姓说好才是真好”,朱自清对暴式昭评价的语言虽然朴素,但道出的却是一个千年不破的真理,那就是:衡量一个从政者优劣的标准就是百姓的口碑;就是人民常说的“政声人去后”;就是民善,老百姓觉得好才是好!(王友良)